一、命题与选题
我们从命题与选题的差别来破题。命题作文就是老师出题目，你在这个题目下写作。当然是能分出高下来的。选题作文，就是题目自己任选。一般说考试不能任选，那样可以事先准备好，也就考不成了。考试只能是命题，没办法。
我要说的是，命题作文和选题作
进了大学以后，你应该有很多自主权，很多的选择空间。你要是还没意识到，学习已经不是在命题下操作了，那就太糊涂了。到了大学以后，在相当程度上要你自己选择自己的方向。中学阶段没有太多自由去选择自己的方向，充其量就是上文科还是理科。到了大学就不然了。在院系下面你仍然还有很丰富的选择空间，因为任何一个系，覆盖的范畴都挺大的。社会学、经济学、文学、史学，都是这样，你选择一个系学习，下面还有一个更专的方向供你选择：搞古代史还是近代史，搞中国史还是外国史，古代是搞秦汉，还是搞隋唐、明清，你还有选择。社会学领域中，你是主要研究城市还是农村，研究组织状况还是研究消费，等等，有很多方向的。在方向选择上没人给你指令。这些都是中学没有的事情。
除了方向以外，你读的书籍中有一部分也需要自己去选择。中学读的绝大多数书籍都是老师指定的，就是课本嘛。因为高考的竞争，吞噬掉了同学业余自主读书的时间，所读甚少。到了大学就不一样了。你要完成老师要求你学的这些书，还要自己选很多书，选一些他没有给你指定的书。自己决定自己的兴趣方向，自己选自己爱读的书，应该成为大学读书的一大特征。
除了这两个选择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边所说的，选题作文而不是命题作文了。你学完一门课后要做个作业，老师没有给你指定一个题目，要你自己选个题目写篇东西。这四年当中你一直在学习如何选题，毕业论文更是一种选题。就是说，我们不仅学习如何写论文，而且首先要学习如何选题。今后如果做研究工作，再不会有中学时代老师那样的指令，告诉你做什么题目。一个研究者，第一步就是选个适合自己的题目。也就是说要自己发现问题，而后自己解答这个问题。我们的中学时代是高度中国特色的。换一个空间肯定不是这样。换了时间呢？我读中学的时候和你读中学的时候也不一样。现在中学的特点是什么？我认为是同学们学习上用力过猛。本来中学应该有一点余力留给自己。比如说读书，应该读一部分是你自己选择的，读课外书。我觉得在中学的时候，同学们应该有“东张西望”的空间和时间。实际上很多成才的人，其后一生的选择就得益于在中学时的东张西望。应该有余力东张西望，这一东张西望不要紧，就找到自己的乐趣、终生的乐趣。可实际情况却是同学们用力过猛。在国外中学和大学虽然也有差别，但不像我们这样，中学大学之间有一道鸿沟，中学完全是在命题下操练，到了大学就全变了。在国外，大学和中学之间应该是慢慢地过渡的。比如，有人课余看看柏拉图，还有人课余看生物学等等，课外差异比较大。在中学就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到了大学享有更大的自由权的时候就能比较适应。
你中学时用力过猛，到了大学，这个惯性迟迟停不下，调不过头来，还等着一个什么样的命题去作。还觉得给一个命题自己能做得不错。这样你发育的还是在命题下的操作能力，而我们希望你发育另一种能力。实际上很多中国中学时代的好学生虽然进入高校甚至进了名校，但最后还是不行，变得平庸。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中学时代用力过猛，形成了一个惯性，大学还没有扭转，还是照着命题作文的路子走，没有开发出自己选题、自己找问题的能力。这个能力如果开发不出来，那就废了，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研究者，好的学者，好的思想者，不可能。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
二、选题的重要性
选题太重要了。选题甚至可以决定成败。选题如果不行，没有高人告诉你，就闷头开始做起来了，那么你的失败从选题的时候就开始了。胡适曾经做了一个考据，花了挺大的力量，做完了之后还有几分得意，把这个论文给陈寅恪看。陈寅恪看了之后说，还行，但你这个问题，清朝人已经解决了，比你还多几个证据。也就是说这个选题白做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失败了。这本来是选题时就要解决的事情，选题不要跟人重复嘛。
选题选错了，不光是重复了别人的研究。还有其他种种问题，如，选的题目是个假问题还是真问题。还有，选的题目太大了，做起来必然是空洞的。选的题目难度太大了，同学根本做不动，时间也不允许。也就是说，选这样的题的时候，就注定了你将失败。
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选题是一种智慧，我希望大家能理解这种说法。不要以为能力都体现在写论文上面，不是的。选，看来也没动手脚，就动动脑子。但是选，是很见功力、很见才智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开发自己的这样一种能力。会选题，会做题，不尽然是同样的一种能力。同样一个社会学的题目，两个人做出来肯定不会都一样。但我觉得选题，有的时候更能体现一个人的眼光，更能体现个性，一种独到的东西。做也可以体现出独到的个性。艺术家罗丹说，我雕刻、绘画的对象是什么不重要，什么对象我都可以画得跟你不一样。一棵老树、一个妓女、一只树叶、一片树皮，都不要紧，我都可以表现出我所要表达的一种力度，一种沧桑。都不会像有些人画得很漂亮。就说余秋雨，很多人老爱问我，怎么看待余秋雨，有没有才能？怎么没有才能呢，绝对是江南才子，但我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写文章，要还是追求优美，我就不大理解了。追求优美那应该是年轻人的勾当。到了相当的年龄，就不再追求优美，应该追求一种味道了。这是刚才说到罗丹时我所想到的。罗丹一直在追求力度。他这样的人可以在命题作文下表现得与众不同。其实更大的与众不同，是在选题上体现的。一般情况下，别人出同一个命题，你们做出来会比较接近的。而各自选题，就天差地别了。
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提出一个好问题比解决它更重要。我们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句话。这句话真得非常深刻，一个人选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选题，有质量的问题，他解答不了，但是他找到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多少人都跟着下手，多少人都在朝这个方向走。他看到了大家司空见惯、认为很和谐的事物中有矛盾。这很可能推动一种科学范式的变化。也就说，当初想到这个问题的人比给出解答的人贡献更大。我和同学们谈论文选题，讲到爱因斯坦的崇高追求，是想从另一个角度证明选题的重要。选题是一种智慧，对同学们是这样，对前沿的科学家也是这样。
三、同学们选题中的问题
我觉得同学们选题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题目比较扎堆。好多好多届同学选某一个或几个题目。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分析是，你们盯着学者们的题目，亦步亦趋，找个机会在某个地方重新调查一下。比如，村庄选举，不知道做过多少篇了。我觉得我们这个阶段，应该注意的是开发自己选题的眼光，不是开发自己的模仿能力。照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优势是敏感，别人有些麻木、看不到的问题，我们可能看到了，所以我们可能、也应该想出一些非常别致的题目。
眼光是开发出来的、锻炼出来的。老模仿别人就坏了，你就想不出一个别致的题目来，你的创造力就没有了。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学科也是这样。老扎堆，做的方式又接近，就变得风格单一。风格单一是很令人悲哀的，即使做的水平不坏也不行，那是很没有生气的表现。多样需要追求吗？多样原本一种自然的状态，是不需要刻意追求的。树木长起来，花草长起来，它们怎么可能不多样呢？怎么可能像机器制造的螺丝钉一样呢？相反，单一是人为的产物。是把做学问变得像用模子作螺丝钉一样了。不然的话，如果给大家自由的空间，开发每个人的个性，选题怎么会扎堆呢？
我再举一个我们学校里的例子来说明。我不是北大老师的时候，被多次邀请到北大做各式各样竞赛的评委。有一次，一个演讲比赛的决赛让我当评委。第一个讲完，我的感觉是讲得真好，别的学校本科生可能没有这么好的能力。第二个讲完，感觉还是这么好。讲到第三个，觉得只有北大学生中能有这么多优秀的演讲人才。再听第四个、第五个，坏了，觉得风格怎么都这么接近啊，越听越倒胃口。都挺好，可惜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而且大部分是中文系的。都听完了之后，可以说悲从中来。还算不错，里头有一位异类是数学系的。人家没受到中文系这一套训练，风格迥异。最后评委讨论的时候，有同感，这些人都很好，好的都一样，咱们就把这个优胜给那个数学系的学生吧，数学系的演讲者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完了就是推举三个人来作总结发言。倒数第三是谢冕老师，倒数第二是我，倒数第一是白岩松。我听了学生的安排后，我觉得悲哀，简直岂有此理，这什么地方啊？大学。大学怎么能让一个媒体的人来做压轴发言呢。就凭谢老师的年龄，又是本校的一位名师，也应该压轴呀。真是礼崩乐坏，同学们连这个分寸都不懂，连本校的一位大牌教授和一个媒体记者的差异都不知道。这是第二个悲哀。我还记得当时我的发言，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些话：第一个讲得真好啊，第二个还是挺好，第三个一样的好，但是你们几乎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幸亏了有个数学系的演讲者，挽救了这台演讲比赛，帮我们平衡了一个世界。我想三四十年代的北大不是这个样子，它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因为它的老师就不是这个样子，它的老师多样而不单一。
我看我们本科生中的优秀论文的时候，看第一篇，写得不错，再一看，也还是真不错。我拿在手里过了一遍，就跟演讲比赛一样，看到第三篇、第四篇就倒了胃口了，从选题到写法都非常的八股。我觉得写论文的同学都像小大人一样。总体看，题目窄，看不出你们生命这个时段的那种敏锐。我看到你们要紧跑着去追上成年学者，显示出你们跟他们的差距不大，而看不到你们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独属于你们的那种敏锐。什么是敏锐？就是你能看到的别人看不到，在别人看来这不是题目，在你看来是题目；在别人看来这挺公正，在你看来这不公正。从这些论文中，我看不到那种敏锐，老天独赋予这个年龄段的那种敏锐。
四、什么是好论文
什么是好的选题？什么是好的论文？这主要是对同学们而言，也未必完全不适合于学者。
这个问题可以从多方面来回答。我只是想从我自己的角度，从我格外想告诫同学们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一个好的论文应该是言人所不知。
言人所不知，可以从两个途径上去实现。一个方面是你能讲出人所不知的道理，另一个方面是你能讲出人所不知的事实。这两个方面又可以从更细的方面来讲。先说道理，可以讲出一些人所不知的大道理，也可以讲出一些人所不知的小道理。能讲出一些人所不知的小道理也很好，也是很不容易的。就事实来说呢，可以讲出一些人所不知的表层的事实，还可以讲出一些人所不知的深层事实。
在同学们的这个阶段，我鼓励大家，在选题时的追求是讲出一些人所不知的深层的事实，从中能提炼出一些人所不知的小道理。只努力去发现一些人所不知的表层事实，立意低了一点。这个工作通常是好记者做的，我们学院派的社会学者，立意应该比这高一点，能挖掘一些表层事实下的深层事实。表层事实和深层事实各个什么样子，是个什么关系？选我的“城市社会学”的研究生，作业的要求是每个同学都要搞个调查。有两个同学合作要去调查卖花儿童。卖花儿童这个事已经被记者报道过多次了，孩子们这么小，六七岁，像个童工一样，受剥削。这两位同学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说，你要只访孩子，这个题目就不用做了，你一定要访到孩子后面的大人，他对你张口，配合你的调查，这个题目就做成了。他俩在那转悠好几天，问孩子：叔叔在哪儿，孩子不理他。后来，他俩就天天晚上坐到马路边上陪着小孩聊天，还带着小孩跳绳。小孩子还不好糊弄吗？过几天那小孩带着他俩找大人去了。大人虽然不愿意，但见了也就见了。一天他俩兴冲冲地告诉我，找到大人了；我问：接受采访了吗，他俩说接受了。论文成功了，没有问题。深层的事实是什么呢？深层的事实就是他们合作得很好。孩子的父母跟那个大人是在一个村，拜托叔叔带小孩出来，并告诉小孩要听话；大人给小孩买服装，还要在家里给小孩做饭。他们就是一个共生的群体，他们合作得很好。那个大人说：你可怜她上不起学，那你给她学费、生活费啊，我马上带她回村，干吗要让她在这儿受罪呢。所以我给那篇文章写的评论就是：实际上，铲除卖花童只是解决一个首善之区的面子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解决得了吗？让农村的穷孩子们都念上书，不再帮助父母打工、挣钱，我们解决得了吗？这说远了。搞明白深层事实是我们最起码要做到的一点，只要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结果就挺不错的。一拨拨记者都报道过这个事情，它报道了这个深层次东西了吗?那种深层次的东西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了的，那是他们的微观的合作关系。大人干什么，小孩干什么，大人给小孩解决什么。我们社会中有很多很多的新生事物、有很多很多的新生角色，包括城市里的卖花儿童。人们想知道，但不知道。怎么知道？要费多大力气啊，如果有人搞明白了，人们很愿意阅读。不要小瞧这个，这是一个贡献，从这里面可以提升出一两点小道理。
有的道理其实也不算太小。我指导另一个同学做的作业是去做一个公园里的舞会，就是普通的市民在公园里办的舞会，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中老年，放个录音机就在那跳交谊舞。她选了这个题目，战战兢兢的，怀疑这个题目能通过。我说这个题目好，可以去做。这个女生做得非常认真、细致。做完了以后呢，我比她还满意。她就问我：老师你老说这文章好，这文章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啊？它搞到事实了。我给她讲怎么好，她把我的话都抄在结尾，我说你不用抄得这么仔细，说得含蓄一点就行了，别人能看懂。它好在什么地方呢？首先讲出了一些正在发生的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就是这个舞会是怎么运作的。这些事实包含着一个道理。这个事实帮助我们透视今天社会的状态，就是市民社会在发育。这不仅在于市民有经济上的经营权了，可以做小贩、做商人了，可以去发财了；也不仅在于市民可以提一些不同意见了；还在于从一些平时不被我们重视的维度上，看到了市民社会的萌芽，就是我们可以自己组织去搞一些娱乐活动，我们可以自组织了。“自组织”，是个很大的词汇。我们过去都是被组织，生产被组织、经营被组织、政治参与被组织。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过去的娱乐，也是被组织的。公园里跳舞的这些人可以叫做乌合之众，都不是一个单位的，他们能在公园张罗起来，还每人交一点钱来解决买录音带、电源的问题。这是市民社会的萌芽，可以从这个高度来认识。而你又不是空说，你把小的案例说得清清楚楚。美国民间有更大的组织能力，能组织一场奥运会。我们要想组织一个自治小区，一个业主委员会都组织不了，会打得不可开交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市民社会历史太短了。我们长期被组织，到了真正需要独立成立、组织一些自愿团体来保护自身利益的时候，我们不会。从舞会这里产生了中国社会的民间组织人，这是不能小瞧的事情，它必然只能从这些小角色中开始发育。我们怎么能一上来就出现像美国组织奥运会的尤伯罗斯那样的大角色？怎么可能啊？
我的一个学生作业的题目是“小公共”，就是小巴士，现在没有了。前几年大公共汽车不太发达，一些人自己投资经营小公共。政府愿意借此缓解一下公共交通的紧张和不足。“小公共”比较乱，不断吆喝，“上哪儿？快上啊”。这个学生老坐“小公共”，看出一个名堂来：乱哄哄当中有一个行规。什么行规呢？我的车这个站停着呢，你从后面开过来，我们是同一路的，你不许开到我前面。必须在后面呆着，要不然你就开过去，一直跑到下一站。这是规矩。你如果在我的车的前面停下来，人家看你在前面，当然是上你的车。这些“小公共”是各自独立的，不是一个公司的，毫无疑问竞争非常激烈，但他们之间竟然能弄出一个行规来，没有一辆车不遵守。为什么?用黑社会的话说，就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今天使坏，我明天使坏，这点把戏谁不会啊？所以久而久之就建立了一个基本的秩序。这个同学首先把一个小故事讲清楚了，讲细致了。而后从这里还可以用几句话提升出一个道理来。别以为秩序都是长官制定的，假以时日，自发的经济当中，乱哄哄里面也能产生秩序。资本主义秩序就是这么来的。恶棍竞争为什么要秩序？谁也不要杀了谁，你杀了我对你有何意义？要挣钱，而且天天挣钱，只有双赢行，才能稳定平衡。“小公共”是多生动的一个案例啊。
五、做经验研究，不做理论题目
我们学习了很多理论，为什么不提倡写纯理论性的论文？纯理论性的题目就是从概念和文本出发，比如说讨论一下什么是价值中立，价值中立在研究中的作用与可能性；或者说研究一下杜尔凯姆的理论。我不鼓励大家去做这样的研究。我从１９９８年进人大社会学系起，就鼓吹硕士毕业论文以下级别的论文做经验研究，那时候压倒优势的是做纯理论性的题目。大家刚开始还有点抵触，后来慢慢地开始接受，现在经验型的研究占压倒优势了，只有少数学生还做纯理论。我跟大家说一说其中的道理，为什么学了那么多理论不让写理论？因为你写不了。你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纯理论性的题目，都被很多人做过，你不能重复，要有价值必然不是重复。你说重复可以练练手嘛，同样可以锻炼我自己，何况事先又不知道别人做过。不错，或许可以锻炼你的某些能力，但不能锻炼你的另一种能力，就是发现一个别人没做过的题目的判断力。你一定要提升这种判断力。如果没有这种判断力，到了作一个学者的时候，你就会犯胡适当年犯的错误。你一定要高度警觉：不能做别人做过的，除非在借鉴别人的成果的基础上超越别人。超不过别人，就只有跟别人有所不同才成。但在眼下这个阶段，我们读的书太少。我们没有时间和能力去读完有关一个纯理论性题目――比如韦伯理性观的得失――的全部书籍和论文。可是如果做这个论文，你就要读完韦伯关于理性的全部论述，而且光看韦伯的理论还不成，因为还有很多前辈研究过韦伯的理性观。倘若你不知道这些东西就开始评价的话，就很可能重复别人，甚至是低水平的重复，人家说得比你好。所以，要读足够多的书，去为这篇论文做准备。这样加在一块，文献数量大的不得了。因此，博士论文可以做纯理论的，而硕士论文不适合。
那么，做经验性的研究就能对社会有意义么？能。能做出谁也没做过的对社会有意的东西。比如像刚才我给大家讲的那几个例子，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它实质上要比你去做一个韦伯理性观的研究更有意义，更有望成功。那个“小公共”做好了对谁而言都是个好东西。对大学者来说，也能给他提供些信息，帮助他从这个窗口、这个案例去认识今天社会的某些方面。
我们学了很多理论，但写论文不能写纯理论。理论是干什么的？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生活的，帮助我们认识社会问题的。我们还面临提高自己理论水平的问题，怎么提高啊？不写纯理论的论文同样可以锻炼自己的理论水平，促进理论水平的提高，那就是从学习分析社会生活中的案例开始，去锻炼、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提高理论水平的方法不是复述别人的理论，而是学习深入地分析问题，不是调查之后用某种理论来解释它。这种贴标签的方式太简单了。很多人以这种方式代替自己的分析，掩盖自己分析力的不足。
六、不做批判，不谈应该，努力发现
经验研究不是去批评什么，而是去发现些什么。学术缺少不了批评，但是那批判是在学者之间的，比如甲学者批判乙学者的某个观点，某个命题。也可以批驳某学者的某项调查，遗漏了什么，失误在哪里，等等。但是我们不提倡批判调查对象。你要做的是努力从调查对象的行为中发现要写的东西，发现此前人们没有看到的东西，而不是批判他的行为。为什么？如果他的行为不当，该受批判呢？不是批判不对，而是批判不是你的角色。批判人人都可以做，既然谁都能做，学院派就应该将之留给他人，自己拣选更艰难的事情，别人做不来的事情。那就是搞明这些勾当的来龙去脉，细致地描述其运转方式，认识其情境的复杂性。
我们是研究社会的。我们的论文却不是要讨论被调查的事物应该如何，而是致力于搞清事实如何，揭示被调查的事物是如何运转到的。为什么“谈论应该如何”不是我们的角色？“应该”是一种社会成见，是一种“政治正确”。被调查研究的对象越是值得调查研究，“应该”在那里就越是不大起作用。那里面深藏着一些冲突、一些奥秘，使得“应该”不能实现，不能贯彻。学术虽然不谈“应该”，但并非和“应该”毫无关联。当我们揭示出该事物深层不被人知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否定了过去习以为常的“应该”，同时也为建立新的“应该”建立了基础。但是说到根本，“应该”是社会管理者的事情。社会学家是从基础上帮助他们深入理解该事物，间接地帮助他们重建“应该”，而不是越俎代庖，自己大谈“应该”。科学无禁区，学者的智力探讨中没有“政治正确”。你的追求也不是浅层次上的“应该”。我们都是双重人格，一方面是普通公民，另一方面是个怪物――社会学家。你想谈应该的时候，是普通公民的性格占了上风。而当你进入角色，从事调查研究的时候，追求的是搞明白该事物如何运转。人的行为是深奥的，众人间的博弈更扑朔迷离。当解析它们占据了你的心思和兴趣，常人性情躲到边缘时，你才是称职的学者。你的研究和论文才上了轨道。
七、题目选得小一些
为什么题目要选得小一些？题目大一些，要想凑合着完成，其实是最容易的，但是不可能写出好的论文来。道理很简单，一个题目非常小，边界非常明确，要你讲一万字，不许重复，容易吗？要讲一万字的话，你得知道它的方方面面，它的全过程，它的每一个枝节、末梢，它的背景、它的潜台词，它的深层事实。这就会迫使你深入地调查和考虑这个问题，即使有人涉及过这个问题，也还值得做，他不过是以一个记者的方式，而你深入得多了。你从一个尺寸之地深入下去，能打一口井，能出水的；你要选择足球场这么大的地方，最表面、最潦草的跑一遍，足迹还没有踏遍每一平米呢，题目之下的内容还没有覆盖完呢，一万多字就出去了。所以题目大了不行，大了就会非常的肤浅。小了就能促使、逼迫自己下功夫调查，要不然连字数都达不到。换句话说，小了，你要能真正完成这个字数，已经不简单了。这么个小题目，你要说两三万字，当然得有东西了，那就得调查很多的微观事实，就必须在事实层面穷尽它，要不然你不可能有这么多话说。这跟讲课一样，说陈寅恪学问大，陈寅恪讲《长恨歌》这一首诗能讲一个学期。别人怎么讲啊？我们通常一学期的课是唐诗概论，一首诗讲两节课就没得说了。《长恨歌》要讲一个学期，一定要有大学问在后头支撑。第三句“杨家有女初长成”，他能从这开始，讨论杨玉环是不是处女。钱锺书以为这太无聊，但陈寅恪可不是一个无聊的人，从这入口，他要揭示初唐社会的风俗。那是个胡汉交融的社会。汉人重视贞操，胡人不拿那当回事。而且只有以陈寅恪的学问，才能够下手来讨论杨玉环是不是处女。他要明白唐朝的风尚，而社会风尚不是一个小问题。而能够谈一千多年前的风尚，那就一定要知道无数的事情，才敢接触这个题目，才能够跟同学们讲，不然就没得话说。
我们的理想目标是以小见大。可不可以以大见大？可以。但那不是我们现阶段的事情。比如我们现阶段要像汤因比、斯宾格勒那样的话，就是好高骛远，做无用功，既没有开发出自己选题的能力，也没有开发出做题的能力。但我又不是说，最后就是从小到小。我们要争取以小见大，以一些事实透视出一些道理，那些道理其实挺要紧的，和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大变迁息息相关。由我们所叙述的这些小段子里头，能够认识到社会结构的变化，认识到社会趋势，也就是说，从我们选题的时候，我们心里已经明确了这个题目的位置和意义。这种位置和意义不必挂在嘴上，可以不行诸文字，但是在我们心里是有把握的。惟其感觉到这一点但不把它挂在嘴上，才更显出制作结构上的一种美感。
八、考虑可行性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选题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可行性。要考虑主客观条件的约束，自己的能力、时间、财力，题目的难度，等等。要考虑种种约束，要在这些约束当中力争选取一个不错的题目。你们现在受到的约束是最多的，以后情况会越来越好。在严格的约束下选择题目，像走钢丝，打梅花桩，有了这番锻炼，日后走平地还不容易。
